在新學年下,學校未能恢復面對面的授課,此時此刻,使用電腦學習變成常態,不同階層學童的學習進度差異,就變得更大,基習學生電子學習資源不足的問題就顯得更為逼切。

最近在翻看世界銀行經濟學家 Martin Ravallion 在 2016 年的演說,裡面提到不少關於扶貧政策的反思,在現時疫情全球肆虐的情況下,有關的分享就顯得更為有價值。

在分享開首的時候,他就提到在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,儘管絕對貧窮的問題得以改善,但社會資助往往未能完全覆蓋有需要的群組,最貧窮、最有需要的人有時並不能真正得到補助,亦有愈來愈多人活在不平等之中。

要救助貧困,講者提到 Protection 和 Promotion 是兩大主要法則,前者主要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實質的支援,後者則致力提升生產力。以學校開課為例,第一個法則就是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足夠的學習器材和配套。然而,儘管現時教育局有推行自攜電子設備的政策,並透過關愛基金援助基層學童取得相關的流動裝置,但參與程度還有不少提升空間。翻查資料,現時教育局的「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」項目大約只有3成學校參與,而如果學童因未能符合現時資助計劃的條件,亦會成為了「夾心階層」,未能受惠現時的捐贈計劃。而在疫情下,不少企業、非牟利機構亦曾送出流動數據卡、電腦、免費軟件等學習資源予基層學童;未來我們在這方面亦應多加著墨,確保基層學生不會因為社經地位的差異而影響其學習進度。

而作為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「青年創研庫」教育組的召集人,早前我們就「加強支援電子學習的發展」發布研究結果。當中,我們發現六成的受訪中學生表示電子學習最困難是缺乏學習氛圍,也有56.7%的受訪中學生表示難以專注學習,調查亦顯示,八成受訪學校和過半數受訪學生認為電子教學未能取代實體教學。

在提升生產力方面,網上教學質素因校而異,學生的學習體驗良莠不齊。不少社工、區議員以至教師反映無從入手,如何為學校、教師以至家長提供更多優質的教學資源,亦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。充足的學習配套也是提升電子學習成效的重要一環。參考外國就有不少機構專注解決這個重要的社會問題,致力於加速貧窮地區的數碼化改革。

反觀香港,教育局自1998/99學年已制定了首個「資訊科技發展策略」,而最近上一次的策略發佈,至今已有5年之久∘因應科技不斷的高速發展,教育局應加快成立專責小組,全面檢討現時課程及評估制度,特別是新高中課程與電子學習的相容性,為電子學習提供更清晰的方向。

再者,教育局亦可參考澳門的例子,減少現時學校的課節,並增加編制,減輕現時老師教學的負擔。當局可以考慮增加資訊科技總籌主任的職位,專責發展學校的電子學習藍圖、教育法研究和加強教師培訓的工作,以推動學校進一步發展優質的電子教育。

Martin Ravallion 的演說中最令我深刻的,是他提到不少決策者往往害怕把一些不算貧窮的人歸納政策裡面,造成資源浪費,於是把政策收緊,而排除了更多有需要的人,最終讓更多人繼續跌進貧窮的深淵。

面對當前的情況,我們實在無謂擔心所謂的浪費,排除有需要的人,反而需要更多跨界合作,結合政府、商界、學界的資源與聯繫,為學生提供資源之餘,亦要設法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,確保不同階層的學生都有充足的機會去發揮自己的能力與所長。

文:張樂芹,亞太區青年發展基金 執行總監

文章載於《明報》

為了紓緩本港學習差異的問題,亞太區青年發展基金現正與一班社區有心人策劃一項名為「D-Generation」的計劃,期望可以透過電腦資源捐贈及創新教育項目,促進基層學生課堂學習及建立社會資本打基層學生的世界,緩解數碼鴻溝及跨代貧窮的問題。